众所周知，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。但有趣的是，在我们的邻国日本，郑成功同样享有盛誉，还是很多日本文人热捧的对象。

电影《英雄郑成功》里的郑成功

那么问题来了，日本人笔下的郑成功，身上有着什么样的“特质”？他们“尊崇”郑成功的背后，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我查了一些资料，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。

1）郑成功和“和藤内”

最早为郑成功打造“个人IP”的日本人，是生活在江户时代，有着日本“莎士比亚”之誉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（1652—1724）。由他创作的净琉璃剧《国性爷合战（1715）》，创造了在大阪竹本座剧场连续上演十七个月的惊人记录。

《近松门左卫门选集》中文版

实际上，剧中的“和藤内”，就是“日本化”的郑成功——他的父亲是明朝大臣郑芝龙，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。

“和藤内”的形象设定，兼具日本（“和”）与中国（“藤”与“唐”的发音相同）的寓意。尽管“内”字在日语中读作“ない，翻译成中文为“不是”，即“和藤内”有“非和人非唐人”之意。不过，这更像是作者的欲盖弥彰，同“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”性质类似。

在《国性爷合战》中，和藤内是与武士楠木正成（1294？—1336，和真田信繁、源义经并列为三大“末代”悲剧英雄）齐名的英雄。在甘辉（？—1659，郑成功部下，抗清将领）、吴三桂等人的配合下，多次与鞑靼（清朝）“合战”，最终成功攻克南京城，驱逐“鞑靼王”，保住了“大明江山”，彰显了自己作为“日本英雄”的风采。

日版《国姓爷合战》表演现场

就拿第二幕“（和藤内）千里竹林虎退治”的剧情来说：

和藤内在与老虎搏斗前，母亲“鼓励”他： “和藤内，你出生在神国，身体发肤都受神明保佑。不要害怕畜类，离开日本前，我已在五十铃川祛秽，请了伊势神宫的御祓，天照大神的神威会保佑你的。”

在（日本）神明的保佑下，当和藤内将护身符指向老虎时，老虎立刻俯首帖耳，“如同天之斑驹（日本的神马）一般顺从”。众所周知，老虎是生活在中国的猛兽，和藤内在日本神明的“保佑”下征服老虎，无疑表达着 “征服中国”之意。

和藤内“伏虎”

在征服老虎后，和藤内又与前来抢夺老虎的鞑靼兵发生了冲突。在杀死鞑靼军首领安大人后，他一边抚摸着老虎的背部，一边对安大人的手下说：“你们侮辱日本人，说它是小国；日本人的大能，这回你们见识了吧，连老虎都害怕！我乃传说中的郑芝龙老一官之子，日本九州平户生人和藤内，邂逅了先帝的皇妹栴檀皇女，为报答三世之恩来到父亲旧邦，前来治理国家之乱。”

在降兵们表示归顺后，和藤内命令道：“既然成为了我的兵，就剃成月代头（日本武士的固定发型），穿上元服（日本成年男子的标准服饰），名字也改了吧。….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出生国的名字。”

和藤内的浮世绘形象

纵观整部《国性爷合战》，被和藤内“降服”的部下来自亚洲各地，如漳州（中国福建）忠左卫门、东浦寨（即柬埔寨）右卫门、吕宋（菲律宾）兵卫、东京（越南）兵卫、暹罗（泰国）太郎、莫卧尔（印度）左卫门、咬留吧（爪哇）太郎兵卫、圣多默（印度）八郎等。在和藤内的要求下，他们都剃月代头并穿上了元服，彰显了日本征服全亚洲的野心。

在《国性爷合战》之后，近松门左卫门又创作了《国性爷后日合战》和《唐船噺今国性爷》，合称“国姓爷三部曲”。

浮世绘中的和藤内和家人

截止至明治维新前，日本国内不仅涌现了大量《国性爷合战》的改编剧，不少日本文人也极力强调郑成功的“日本血统”。

儒学家朝川善庵（1781—1849）在自己所撰的《郑将军成功传碑（1850）》中，不仅将郑成功视为“吾大东日本之人”，并热情洋溢地赞许了他驱逐台湾荷兰殖民者的壮举：“成功使人告知曰，台湾即先人故地，当归于我，若珍宝，不急之物，听汝悉载去，荷兰乃降。成功既有台湾，改台湾为安平镇，以赤崁城为承天府，总名曰东都，设府一曰承天，县二曰天兴、曰万年。”

不过，碑文结尾的内容，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：“郑氏自成功初起……明末之乱，清兵百万，乘运乱入中国，当此时，世臣名家，屈膝乞降，辫发自甘，不知愧也。成功独处孤岛，存故国衣冠于海外，奉其正朔。以恢复为任，虽志不遂，而三十八年之久，犹保明统于不绝矣，是不谓义乎？ 又可不谓勇乎？ 吾乾斋公勇乎见义而为之，故以成功有勇有义，不愧其为日本人….谨作郑将军成功传碑。”

可见，相比于对郑成功的评价，朝川更津津乐道于郑成功的“日本人身份”。换言之，在朝川看来，郑成功之所以“有勇有义”，“皆由其日本血缘所致”。

另外，在川口长孺（1772—1835，历史学家和医学家）的《台湾郑氏纪事》（1828）等人的碑刻作品中，皆表达了类似的观点。

位于日本平户的“郑成功故居”

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日本人如此主动找郑成功“攀亲戚”？简单说，就是日本对中国的认知，发生了颠覆性变化。

1644年，崇祯帝自杀，满洲入主中原，开启了对中国的统治。一直实行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，不仅对中国的政治局势抱以持续关注，还加紧了对相关情报的搜集与调查工作。

1732年，幕府儒官林春胜、林信笃父子将所收集的情报汇总成册，命名为《华夷变态》。其序言如是写道：“崇祯登天，弘光陷掳，唐鲁才保南隅，而鞑虏横行中原。是华变于夷之态也”，反映了日本社会华夷观念转变的现实。

《华夷变态》封面

满洲入关前，日本尚且认同明朝为“中华”；伴随着明朝的灭亡，日本的知识分子们认为“中华沦为夷狄”，“华夷关系易位”，这也是《华夷变态》书名所蕴含的思想心态。与此同时，日本认为中国已“华夷变态”，只有自己才能代表“中华”，对中国也产生文化层面的“优越感”。

于是，以儒学家山崎暗斋（1618－1682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，开启了对中国儒学的批判；以贺茂真渊（1695—1769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，同步开启了对“国学（日本文化）”的大力倡导——以上种种，都是江户时代日本”轻视“中国的具体表现。

推翻幕府，开启明治维新

2）日本和台湾“共享”的英雄

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实行“脱亚入欧”政策，最终走上了积极寻求对外扩张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。

中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日本开启了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殖民统治。一直为日本摇旗呐喊的文人阶层，极力将郑成功塑造为“日本英雄”，并以此强调对台湾殖民统治的正当性。

日本平户“郑成功故居”内的郑成功母子雕像

1895年10月，丸山正彦所撰《台湾开创郑成功》正式出版。他在序言中如是写道：“郑成功将军怀着遗恨而终，我日本仁义之师与清朝抵抗，终于迎来媾和修好的结局，整备善邻旧交，将军终焉之地台湾归入其生国日本的版图。平定匪徒指日可待。如今将军在天之灵定会无比欣慰，定会感激我日本大君的皇恩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该书出版之际，日本已获得了台湾的殖民统治权。因此，丸山正彦才会说“将军在天之灵定会无比欣慰”，“定会感激日本大君的皇恩”。

日本开启侵略中国之路

实际上，在鹿岛樱巷的剧作《国性爷后日物语》中，这种侵略逻辑同样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。该剧开篇写道：“郑成功倾注心血的台湾，已经归入我日本版图。对台湾有巨大功劳的郑成功，自然是我日本的豪杰。成功在天有灵，得知日本夺取了台湾，日本的豪杰想必在地下也瞑目了吧。”

该作品出版的1914年，正值爱国妇人会台湾分会成立五周年之际。这种丧心病狂的观点，一定程度上是彼时风行日本的“大亚细亚主义”思想的具体体现。

爱国妇女会的早期“会员”，以皇族和上流阶层女性为主

所谓“大亚细亚主义”思想，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。1893年，政治活动家樽井藤吉（1850—1922）在《大东合邦论》中指出，面对西方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，东亚应该实现“以日本为首的一体化”，即日本与中国“联合”，与朝鲜“和邦”。

这种“一家独大式”的“联合”思想，后来衍生出了“东亚同文同种论”，最终成为了“大亚细亚主义”的理论源头。

日本宪法的颁布（东京都立图书馆），预示着“明治维新”划上了句号

在“大亚细亚主义”思想指导下的所谓“大东亚战争”，第一步是侵占朝鲜，第二步是发动中日战争，进而台湾的统治权。日本人认为，侵占台湾不仅是为了拯救中国，更是为了“不让帝国主义列强插手亚洲”。

日本作家西川满（1908—1999）在1940年发表在杂志《文艺台湾》上的小说《赤崁记》，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日本政治意图。

该小说的主人公，是郑成功之孙（郑经庶出长子）郑克臧（？—1681）。相传在郑氏子孙中，他是一位颇有“郑成功遗风”的治世之才，也是郑经指定的“延平王”继承人。但在郑经去世后，郑氏政权内部围绕继承人问题发生了政变，郑克臧被指为“螟蛉之子”而遭夺监国职位，后被杀害。

郑经（1642—1681），福建省泉州府人，郑成功长子，台湾明郑时期的统治者，袭封其父延平王的爵位

不过在《赤崁记》的中，郑克臧非但不是“螟蛉之子”，并一直以“身上淌着日本人的血”为荣。书中如是写到：“幼时曾经常听祖母讲述祖父成功的义烈、勇武。祖父的母亲是日本人，据说这也是祖父引以为自豪之事。在我这五尺之躯中，无疑也流淌着日本人的血。拥有日本血统的我，应该勇于向南方开拓。….现在我拥有舰队，若夺取安南，那里可作为国防第一线。消灭与西班牙联合的荷兰以及清朝之后，以这里为基地，前后夹击可将西班牙占领的吕宋纳入我的版图。那时，地下的祖父定会莞尔一笑吧”。

西川满将郑克臧设定为小说主人公，可谓极具小心思。在西川看来，台湾就是中国的“螟蛉之子”，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，不仅契合了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”的内涵，更表达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正统性。

日本侵占台湾澎湖

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人不仅视郑成功为“民族英雄”，还为其建构了“台湾英雄”的形象。考虑到当时“台湾被日本殖民”的现状，对郑成功的人设打造，无疑蕴含着“教化台湾民众”的目的。其中，对台湾本土青少年的同化教育，最具影响力和杀伤力。

首先，郑成功的故事以小说和绘本等形式，在青少年读者中广泛传播。1898年，著名小说家幸田露伴（1867—1947）面向青少年的小说《郑成功》问世。小说开篇即以郑成功“慷慨壮烈，真正具有日本武士之风”的论调，强化了具有“（日本）武士精神“的郑成功形象。

1939年，绘本《国姓爷合战: 和藤内物语》出版。该绘本在深度参考《国姓爷合战》内容的基础上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了“和藤内”的故事。当然，“和藤内”所效忠的“国”，无疑是指日本治下的台湾乃至日本。

郑成功到台湾后所绘画像，台湾博物馆藏

其次，郑成功的故事被编入台湾公学校的教材。在1901年台湾总督府编纂的《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》中，《郑成功》被写入了该教材。

为什么将郑成功“纳入”台湾教科书？曾担任台湾公学校教谕（教师）的高岗武明认为：“考虑到台湾人赞赏郑成功的伟业，尊敬郑成功，那么大肆鼓吹台湾人的祖先并非清朝臣民，则台湾人定会产生服从的意识”，“对台湾青少年的教育理念，不能仅停留在穿日本的服装和说日本的语言上，还应该从内部精神进行同化....采用郑成功故事....也是精神同化的过程，即养成‘爱国心’的一个重要环节”。

由此可见，将郑成功编入教科书的举措，是日本为了对台湾进行文化殖民所进行的“量身定制”，意在从精神层面同化台湾民众，“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统治”。

《绘本国姓爷忠义传》封面

除了将郑成功的故事编入教科书之外，官方还创作了“郑成功颂歌”，并要求在各级学校传唱，其歌词内容如下：

赞叹勇敢国姓爷，不灭勋业郑成功，父亲之名是芝龙，母乃平户田川氏。

朱氏命运既倾颓，中原大地为沉沦，开辟南边荒陬地，保全仅有之义军。

终究大厦已腐朽，一木如何得撑支（即中国）？ 敌军巨浪逆卷来，痛击攻破南明师。

郑氏独得以身免，募军抗敌不忘辱，即便社稷已倾倒，不应仅食首阳粟。

郑氏奋起率义军，贮存兵器与粮草，驱逐赶走红毛人，舟师横渡台湾岛。

哀哉苍天对斯人，命如一瞬之日晕，十又七年艰与难，皆成幻泡了无痕。

谁言志业终难逐，明治圣代光辉中，君之伟业得昭显，开山神社月色清。

这首颂歌赞扬了郑成功的丰功伟业，慨叹其面对南明王朝的没落“一木如何得撑支”的境况。郑成功字“大木”，以“一木”指称郑成功，有着“虽大木亦难独撑”之意。如今“明治圣代光辉中”，郑成功的遗志最终在日本人的主导下“实现”了。

在电影《英雄郑成功》中，郑成功的母亲一出场就是典型的“日式打扮”

总而言之，日本知识分子对郑成功“日本英雄”和“台湾英雄”的形象建构，意在强调“台湾属于日本”的认知，也是所谓“大亚细亚主义”思想的具体呈现。

3）为什么是郑成功？

为什么日本人会选择郑成功？原因无外乎有以下几点：。

首先，郑成功“反清复明”和“收复台湾”的英雄事迹，与日本的“尊王攘夷”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“黑船事件”爆发后，日本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。于是，志在图存的武士阶层将“尊王”和“攘夷”结合起来，爆发了“尊王攘夷”运动。“尊王攘夷”思想的本质，是“日本至上”的“皇国史观”。

明治维新开启后，“皇国史观”逐渐演变成为蕴含着“大亚细亚主义”和“军国主义”的殖民扩张思想。

日据台湾时期，日本对台湾实行同化政策，不仅向台湾民众灌输所谓“忠君爱国” “义勇奉公”精神的《教育敕语》，还试图命台湾民众尊崇日本天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郑成功反抗满清、光复明朝、收复台湾的事绩，正好迎合了日本的“尊王攘夷”思想。

日据时代留下的石制鸟居

在《国性爷合战》中，清朝的形象就颇为“不忍直视”：“大明国兴三皇五帝礼乐，知孔孟儒教，尚五常五伦之道。天竺讲佛教因果崇尚断恶修善。日本也有正直中常的神明之道。鞑靼无道无法，饱食暖衣，逸居而无教，欺强凌弱。不分善恶愚（昧）智，形同畜类的北夷狄，就是所谓的畜生国。”

近松门左卫门将日本与中国明朝、印度相提并论，将清朝（鞑靼）视为“无道无法的畜生国”，不仅体现了日本从文化角度“区分华夷”的观念，并彰显了自己在文化上的先进性。

对于明朝而言，满清是夷狄；对于台湾而言，荷兰也是夷狄。郑成功反清复明和收复台湾的壮举，无疑是“尊王攘夷”思想的翻版。也正因如此，日本文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再造，得到了日本国内热烈的反响和共鸣。

日本长崎平户市千里滨的郑成功儿诞石

其次，日本人利用郑成功的所谓“日本血统”，宣扬日本殖民台湾的正统性。

在为郑成功“打造IP”的过程中，日本文人都会着重强调“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日本人”，“郑成功出生于日本”，从而让读者下意识地认为“郑成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”。

如学者斋藤正谦（徳藏）在《海外异传》如是写道：“郑大木之王台湾，亦我皇国之余烈”，“郑大木慷慨唱义，招颓日于虞渊，以孤兵当勃兴之敌，百折不挠，有我楠中将之风。及其子孙，奉正统于一隅数十年，亦与楠氏相类矣。盖孕我东方之精故欤”？

另外，郑成功拒绝随父降清之事，也成为了日本文人将之视为“日本英雄”的口实。换言之，驱逐荷兰殖民者、开拓台湾的功绩，就是“日本人的功绩”；日本殖民统治台湾，本质就是在“慰藉国姓爷的在天之灵”。

位于厦门鼓浪屿的郑成功雕像

第三，日据台湾时期，台湾人对郑成功的宗教信仰已经形成。

清朝时期，台湾人为表达对郑成功的敬仰之情，一度私建“开山王庙”祭祀郑成功，并尊其为“开台圣王”。1874年，受到“牡丹社事件”的影响，福建船政大臣巡台使者沈葆桢奏请清廷，公开为郑成功赐谥并专门建立祠堂供奉祭祀。

1875年，清廷从郑成功的故乡福建采购了大批建筑材料，在原有的开山王庙的基础上，兴建了具有福州建筑风格的延平郡王祠。

位于台湾的延平郡王祠

日据台湾时期，为了同化台湾民众，台湾总督府将“郑成功”纳入到了日本的“神道体系”。1897 年1月13日，拓殖省批准台湾总督府的申请，将祭祀郑成功的“延平郡王祠”改为“开山神社”。

不过，时任台湾总督的乃木希典（1849—1912），在上书拓殖省的的表述中，表达了自己的意见：“郑成功此人为恢复明朝，举兵作战失利，遂占据本岛，虽可谓为明朝之一忠臣，然尚且不能以我帝国之忠臣称谓，且乎其母虽亦为我帝国之臣民田川氏，然此亦不过仅与我国有点渊源，是以倘若祭之以国币社，则可谓破例之大矣。”

在乃木希典看来，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，并非“纯正的日本人”，因此不该享有神圣的日祀，这与文章中日本文人们的表述可谓大相径庭。不过这也从侧面看出，日本对郑成功形象的种种建构，本质只是为了方便殖民台湾而已。

日本占据台湾时期的“开山神社”

4）结语

日本人主动找郑成功“攀亲戚”的行为，本质上是在为其对外扩张做“文化背书”；很多对郑成功事迹的描绘，背后都隐藏这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，不可不谓居心叵测。

一言概之，郑成功的反清复明活动和收复台湾的功绩，与日本走向殖民扩展的“尊王攘夷”思想“无缝契合”；通过对郑成功“日本血统”的刻意强调，以达成对台湾殖民统治的合法化；利用台湾人对郑成功的宗教信仰，又实现了对台湾民众的潜意识同化。这无疑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：一切历史，实际上都是当代史。